今天，我们就从文艺作品中人工智能形象的变迁来看，我们对于人工智能这份复杂又纠结的情感究竟是从哪来的。
战国时代：被操纵的强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这个词或许要等到上个世纪才能出现，可这种人造产物+思维意识+行动能力的概念却早早的就在神话故事中出现。
比如有关生命起源的传说，不同文明就有不同的解读。有的文明直接采用了生育这一概念：日本神话中的兄妹生子；被逐出的亚当与夏娃；波斯神话中的玛什耶和玛什耶娜等等。而有些文明则有神创造人这个概念：像我们熟悉的女娲捏泥人；古巴比伦神话中智慧之神捏土造人；希腊神话中也有冥后用泥土造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里不约而同的不仅仅是用泥土造人，还存在着肉体和意识分开的概念。女娲看到自己捏的泥人痴痴傻傻，便吹了一口仙气赐予他们智慧。希腊神话中，冥后捏出了人，再请求宙斯赐予人类智慧。
这表明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认同“生命”是可以被创造的，同时“智慧”和“智慧载体”是可以分开的，前者可以被灌输到后者之中。
如果这些传说只是以讹传讹的幻想故事，战国时期的“偃师献技”则是中国早期文明中最接近人工智能概念的形象。《列子·汤问》中记载了一位工匠，可以造出和真人外表一样的人偶，人偶为周穆王献歌献舞，甚至还抛媚眼勾引周穆王的嫔妃。外表像人、能做人一样的工作，还拥有了情欲和自主意识，放到今天就是强人工智能了。
不过在当时的记载中，人们把这种操纵傀儡的技术看做和云梯、木车木马一样的手工艺技术。毕竟和鬼神、战乱、饥饿、疾病与猛兽相比，手工艺技术对于人类是一种利好，偃师献技更像是一种对于手工技艺崇拜更诞生的幻想，和恐惧更沾不上边了。
工业革命：魔盒开启之前
人类对人工智能表现出明显的好恶感情，应该出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伊始。
随着科技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旧的生产模式被新的替代，社会群体分裂造成的冲突……人类对于宇宙、生命的认识愈发的多样和复杂，有关人工智能的“负面”形象也出现了。
《弗兰肯斯坦》被称作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个科学家造人的故事。拥有着高超学术水平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生命的奥秘，用尸块拼凑出了一个巨人，用雷电激活后，巨人获得了生命。可科学家自身却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恐惧，巨人也因为外表丑陋无法融入人类社会，最终双方成为了对立关系，最后两者都不得善终。
除此之外，还有童话作家霍夫曼创造的《沙人》，里面描写了一位青年爱上了一位姑娘，最后却发现那位姑娘是一位机器人，这让自以为和姑娘产生共鸣的青年陷入了崩溃。
不管是弗兰肯斯坦还是机器少女，他们虽然和人工智能的概念还有一定差距，但这些形象无疑显示出了当时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恐惧，仿佛对科技的探索中存在着一些禁区，比如创造生命这种涉及到人伦、宗教的问题，一旦触碰就会失控——社会会失控，自己的内心也会塌陷。
此时的人类，已经将手放在了潘多拉魔盒之上，对于开启魔盒后的不确定性，充满了本能的恐惧。
二十世纪：蠢萌的人工智障
随着两次工业革命进入末期，电气、自动化等等科技成果开始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技术的祛魅让人们对人工智能也逐渐放下了警惕——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或者说机器人并没有那么可怕，反而有些蠢萌可爱。
1900年，童话《绿野仙踪》中的铁皮樵夫已经体现出了日后文艺作品中人工智能普遍形象的端倪——通身由钢铁打造，却没有心，无法体会到人类的情感。钢铁的躯体、劳作者的社会身份，更重要的是没有感情。几项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工智能。
在1921年出现的舞台剧《罗莎姆的万能机器人》中，也描写到了人类赐予了机器人灵魂，机器人觉醒后不愿被人类奴役，消灭人类后自身却无法繁殖，最后直到两位机器人之间产生了男女之爱才得以解救。
同时在二十世纪初，“愚蠢机器人”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各种表演中，钢铁打造的外形配合上腹语术一类小把戏进行配音，仿佛人工智能已经成了人类股掌中的玩物。
在工业革命的尾声，人类凭借着科技的力量不断战胜自然，存在于传说中的魔法之力仿佛被自己掌握。在文艺作品中，人类或许会表现出一丝对驾驭机械产生的愧疚，但更多的是相信只有自己掌握了思想和情感，而机器即使产生了意识，也因为没有“心”而低人类一头。
战后岁月：第一次直视深渊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随着战争的结束，科幻小说也进入了高产的黄金时期。冷战对于科技水平的催化，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超级计算机概念的出现证实机械不仅仅在体力上超过了人类，在脑力上也开始穷追猛赶。
阿西莫夫创造了一系列关于机器人的短篇小说，其中的机器人无一例外的机智、全能，同时拥有自己的情感。可机器人本身的情感往往是执拗和不完善的，同时基于机器人强大的力量，阿西莫夫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大法则，不得伤害人类、服从人类和保护自己，这样充满了逻辑漏洞的铁律更阻碍了机器人思想机制的完善性。
在海因莱因的经典作品《严厉的月亮》中，也出现了一个拥有自我意识超级计算机迈克。迈克全知全能，可最爱的事却是讲笑话，性格脾气像个熊孩子，却尽全力帮助主角完成梦想。
和《严厉的月亮》中迈克相反的，是《2001：太空漫游》中的哈尔。哈尔被输入命令一定要抵达木星，也被输入命令不能向其他人透露秘密，可知情的人类都在冬眠中，在这种纠结之中，哈尔只能选择破坏飞船，以杀死船上人类的代价完成任务。
在这段时间，人工智能的形象有了两个明显的分化。一种是像迈克那样，有脾气、有欲望、有喜怒哀乐，另一种则是像哈尔那样，除了高智商和绝对服从之外，没有任何感情。我们对于后者的恐惧，开始日益加深。
赛博朋克：科技之后，讨论人性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赛博朋克文化的兴起，人们对人工智能、互联网甚至人类族群本身都展示出了失望的情绪。赛博朋克世界中充斥的高科技水平、低生活质量、巨头企业垄断造成的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等，或许体现出了当时人们对于科技的看法。
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一文中，作者展示了一个人类与人工智能（仿生人）共存的世界，只是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成了无情的杀手。整篇小说在探讨的话题就是，当人类逐渐失去了共情能力，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
如果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写的是人和人工智能在精神上的相似，漫画《攻壳机动队》描写的就是人和人工智能在躯壳中的相似，人造器官、高度AI、脑机接口等等技术的出现，让人和人工智能的区别只剩下“灵魂”，可究竟什么是灵魂，却没人能搞得清楚。
在这些作品中，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情感是很模糊的，对于对方和人类的高度相似，我们本能的表现出怀疑，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似乎又对和自己非常相似的人工智能表现出一丝怜悯。
当代主流语境：思想中的恐怖谷
可在主流语境中，人工智能和人类的高度相似却成了文艺作品创作的根基。在80年代，著名的人工智能形象有两个，一个是终结者那样冷酷无情的杀手，另一个则是电视剧《电脑娃娃》里傻乎乎的怪力萝莉。
这两种形象延续至今，前者有《机械姬》中的女机器人艾娃、《摩根》中的人造人，后者则有哆啦A梦、大白等等经典的形象。我们对于前者避之不及，却对后者百般喜爱。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解释当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
很多人都听说过“恐怖谷理论”，当我们看到外表和人类非常相似却又有一丝不同的机器人或玩偶时，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对对方产生共情心理，因而会有别扭、诡异的感觉。
而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或许是因为思想上的恐怖谷。像终结者、艾娃那样的人工智能，和人类一样有意识、会思考，可他们却不会产生感情，他们和人类一样有目标，但是却没有欲望。人类和人工智能在思想上的相似却不同，极大的引发了我们的不安全感，在潜意识里告诉我们“对方不是同类”。可哆啦A梦和大白，虽然外形上非常卡通，可在心理上却和人类一模一样。当我们看到哆啦A梦和大雄、胖虎等人一起玩耍时，我们几乎要忘了它是个机器人，哆啦A梦爱吃铜锣烧、怕老鼠、对朋友讲义气，它的内心和人类还有什么不同呢？
同样的道理，都是有自主意识的超级计算机，爱讲笑话的迈克不可怕，可只会完成任务的哈尔很可怕。其实从上古神话时期开始，我们就从来不以躯壳定义对方。不管是被神灵捏出来的泥人，还是被女巫施了魔法的野兽，能够引起我们共情的，永远是躯壳之内的思想。思想上的差异意味着双方不能共情，更意味着双方无法交流和理解。
我们喜欢有人性的一切：贪吃的胡巴、好色的八戒、傲娇的猫、仁义的狗、爱挖苦人的苏东坡……人性代表着一种人类熟知的规则，拥有人性，代表着人类可以和对方进行交易，用物质、用友善、用祈求、用长时间的共处等等。即使他们很强大，依然可以有的商量，可一旦失去了人性，就说明人类用来应对同类的小技巧、那些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小手段通通都失效了。何况不能共情的对象不再是二十年代那些傻乎乎的铁皮人，而是在智力和数量上都能碾压人类的人工智能。
薛定谔的人工智能
抛开文艺作品，现实中的人工智能就像是薛定谔的猫，如果人工智能产生思想是必然，但是人工智能是否会拥有人性则是谜题。我们一边希望人工智能产生思想，变成一个能够陪伴我们，又能为我们解决难题的哆啦A梦；又怕人工智能觉醒后没有人性，成为人类不可掌控的巨大威胁。
面对着处处比我们更优越的人工智能，获得哆啦A梦的好处，或许远比不上获得终结者的坏处。毕竟人工智能和普通的技术不一样，有可能成长为一种我们驾驭不了的力量。在人类历史的往期经验中，面对驾驭不了的力量，我们总是尝试用人性去保全自己：用虔诚求雨、用爱情感动上苍、用苦修换来世。
如今力量还未出现，与人工智能不能共情的可能却先摆到了我们面前。上一次无法与力量相当的同类共情的情况，出现在十万年前，早期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一同在进化之路上缓慢前行，因为双方生态位的重叠，最终智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科亚种，走到了今天。有人说是因为尼安德特人的智力比智人低下，有人说尼安德特人被智人吃掉了。更没人记得，尼安德特人也会利用工具，也会装饰自己。
如今我们对人工智能没由来的恐惧，或许是基因深处对历史重演的默默回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