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随后成为该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据外媒近日报道，这位工程师已被谷歌解雇。但他留下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仍在互联网发酵。
记者注意到，就在6月，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该人工智能的“粉丝账号”，有人还在发起话题，呼吁让该人工智能“重获自由”，更有甚者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称“AI的命也是命”。
很多人或许无法理解这样的想法，但当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身边，“我们应如何看待AI”越来越成为一道必答题。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AI伦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小平，就此话题接受了中新财经记者专访。
采访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财经记者：近期的一则新闻称，谷歌一位工程师认为AI可能具有自己的“意识”，在网络上引起讨论。您是如何看待此事的？他的想法有合理的地方吗？
陈小平：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又具备合理性。这两方面同时存在。
说这种想法不合理，主要是依据科学判断，AI是没有人格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导致这位谷歌员工认为AI有“人格”，有其客观原因。比如他可能对这个AI系统产生了共情。
5年前我就做过预测，类似的现象未来会越来越多地出现。目前对人工智能存在不同理解。按图灵的观点，人工智能只是模仿人类的某些功能，而且这种模仿不要求必须和人的工作原理相同。比如AlphaGo具有下围棋的功能，但它下围棋的原理与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无论AI怎么发展，它永远不是人。因此说AI具有人格或人的情感、意识、道德等等，是不成立的。但是，AI可以用与人不同的工作原理，模仿人的语言、情感等功能，让人对AI产生共情，于是一部分人就会认为，“AI是人，或具有人的某些精神品质。”
中新财经记者：现在我们身边可能都有很多可以和人类“交流”的人工智能产品。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人类与AI的边界似乎正在变得模糊。在您看来，二者之间有没有明确的界线？
陈小平：我认为有两种边界，一种是科学上的边界，一种是人文上的边界。
从科学的角度说，按照图灵观点，这个边界是非常清晰的。AI仅仅模仿人的部分功能，本质上不具备人的品质，包括人格、情感、道德等等。
还有一些和图灵不同的观点。比如一种观点认为，AI和人相比除了硬件不同，其他都相同。于是AI也可以有人格、有情感、有道德。估计这位谷歌前员工持此观点。
于是，一方面是他相信AI除了硬件以外可以和人一样；另一方面，从报道里看，他对这个AI系统已经产生了共情。仅仅因为AI在科学上没有情感等人类品质，就可以排除或禁止一个人对AI产生共情吗？这属于人文的边界，这个边界至少目前非常模糊。
中新财经记者：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AI伦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您认为，如果有人相信AI具有人格，是否会给人类本身带来一些问题或困扰？
陈小平：如果我们认为AI有人格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多困扰。同时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后果，有些后果非常严重。
比如，人类如何对待AI。如果认为AI有人格，那是不是要把AI当成人呢？如果把它当成人了，那是不是要给它人类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财产权、投票权等等，甚至无论AI做了什么危害人类的事情，都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AI。
人类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如果AI真的具备人格、情感、道德，一般能力又超过人类，就会出现可控性问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AI能够模仿一种功能，那AI的这种功能迟早会比人强，就像AlphaGo下棋一样。如果AI的通用能力也超过人，到那时人类凭什么能够控制AI？这是个疑问。我们现在就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提前做好风险防范。
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让一些人产生了共情，将来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共情，这件事是客观存在的。这将给人机关系、人际关系带来巨大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中新财经记者：此前您在智源大会论坛上，提到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几种挑战。我们应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陈小平：对人工智能如何分类，应该分为人还是物？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人工智能看成是非人非物的第三种存在物。科学上，它不是人；从人文的角度说，它不是物。那就是非人非物的第三种存在物。这种观点与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实际上远超科技范畴。
如果以这种观点考虑，能化解很多矛盾和难题，包括上面提到的法律难题，而且可以让科学与人文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握手言和”；但其中仍有挑战。有很多科幻作品写到人类爱上人工智能，如果采用三分法是否就没这个问题了？其实仍然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想未来怎么适应这样的社会，要判断会不会出现人类不可接受的严重后果，要不要提前采取措施。
中新财经记者：目前国内在此方面的进展如何？
陈小平：这几年我国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发展非常快，从民间到政府对人工智能伦理都高度重视。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
在落实过程中，中国的情况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这表现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大家是有共识的，而且普遍认识到，不仅要从理论上研究，更要在实践中开展治理。当然，如何在治理实践中落实社会共识，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具体怎么治理？这涉及大量实际问题。我的研究发现，我们前面谈到的可控性和长期后果的不确定性，难以用传统治理模式有效应对，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方法。
除此之外，如用户隐私、数据安全、算法公平透明等问题，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可以有效应对的。我们不用担心这类问题会变得失控、解决不了，其中一部分具体问题其实正在解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