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栾轶玫
人工智能赋予传播更多的“情感”“情绪”色彩，影响着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与对象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情感交流。人工智能能增强我们对于国际受众的认知，从而在国际舆论的引导中占据主动。
人工智能技术的总体趋势是“个人化”“拟人化”“智慧化”的，随着人工智能从“弱人工智能”阶段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将更知晓人们的偏好，知道哪类媒介话语会产生“共情”效应，知道何种传播能引导人们的想法、哪种场景能激发人们的行动。
一、人工智能增强对国际受众的认知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原有的心理偏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相对而言，西方受众偏好简洁明了、幽默风趣，中国传统用户则更偏好朴实中庸，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同一对象国的受众之间可能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国际传播过程中必须重视用户个性化需求、多样化的偏好，精准对焦目标人群。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缺乏受众意识，缺乏对国际受众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习惯的充分了解。而找到与我们价值观相似的受众精准施行个性化传播，则可以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一）找到价值观相近的国际受众
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找到国际传播中价值观相似的受众，以剑桥OCEAN 模型为例，它通过“开放性”（对新经验的开放程度）、“自我意识”（有多么完美主义）、“外向性”（如何社交）、“亲和度”（体贴和合作能力）以及“神经质程度”（面对压力是否可以承压）5个维度可以精确地为一个人建立心理学轮廓档案，定量描绘该人的性格，进而推断其政治倾向（从这5个维度就能推断政治倾向和价值观？有点牵强，需修改），从而找到价值观相似的国际受众，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目标用户的精准定位和精准传播。
（二）满足国际受众多元需求
随着网络和自媒体的发展，受众的表达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受众表现超出以往想要参与传播的意愿和能力，特备是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受众的受传心理需要得到更高的重视。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将人的心理图谱分为意识（conscious）和潜意识（unconscious）两大部分。人的自身感受通常比自己能够表达出来的要多得多，而人工智能则在追踪人未通过语言等形式表露出来的情绪、感受等因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眼动仪追踪了户外广告的投放效果；facial coding 基于达尔文所提出的哺乳动物表情的共同性理论，即人作为哺乳动物在表情上是不受到地域、空间差异的限制的，实现了对受众对广告情节、内容的接受强度的评估；美国神经学
电影将神经科技运用于好莱坞电影工业，通过特定的仪器来观察电影观众在观看恐怖电影片时的大脑反应，并根据脑区恐惧反应的程度来量化恐惧感，并借助从具体测试获得的有效数据指导恐怖电影片的拍摄，以使影片制作达到最佳的恐怖效果，生产出更加优秀的电影 ；中国新华网未来融媒体研究院也推出了能够记录和分析观众在观看
视频时的注意力集中情况，来分析
视频中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片段或元素，仅需用户在观看电影时佩戴特定的腕带和芯片，即可记录其在观看视频过程中的注意力变化情况，从而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基础，也为传播过程中结合用户心理和实际情况进行精准传播创造条件。人工智能可以挖掘并满足国际受众的多元需求。
第一，满足国际受众对国际传播“公信力”的需求。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公信力，人工智能将帮助媒体进一步提升自身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人工智能技术以其算法和运算的客观性和相对较高水平的科学性，可以在更高程度上摆脱主观干扰、赢得受众的信任。
第二，满足国际受众对国际传播“即时性”的需求。当下新近发生的事实已经无法满足受众对于新闻时效性的需求、不同新闻媒体分秒必争地进行新闻报道的情况下，
机器人完成报道的速度远快于人工写作，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为技术差错，这就使得新闻媒体在进行传播特别是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具有了更快的速度，满足国际受众即时性的需求。
第三，满足国际受众对国际传播“差异性”的需求。国际受众了解信息、接受外来传播的动机具有复杂性，了解对象国受众的“差异性”需求，选择最适合对象国受众的传播方式，达到使其认可、认同的目标，实现由我讲故事我传播到对象国受众讲“我的故事”甚至你我（中国与对象国）共有/共讲一个故事的转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人工智能为媒体快速、有效、精准地与海外受众建立关联提供了重要契机，运用人工智能进行策划选题、编辑、分发的工作以及自主编辑的新闻媒体平台能精准把握海外受众差异化需求，对不同社区、社群实现从内容生产到分发的智能化构建，满足国际受众对国际传播“差异性”的需求。
此外，人工智能还能以其独特的大数据分析处理优势也对后续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中国影视剧《甄嬛传》遵循美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节奏，通过补拍镜头、重新剪辑等手段将76集剪辑成为6集、每集90分钟的剧集，成功解决了不同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可能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 。
第四，满足国际受众对国际传播“参与性”的需求。互联网发展趋势下，受众表现出了强烈的由传统新闻时代的被动接收者、观看者转变为新闻现场的目击者、参与者的需求和意愿。传统的叙事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国际传播中受众不断增长的新需求，受众有越来越强的参与传播、参与生产中的愿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具有更多受众“参与接口”的
应用，鼓励受传参与。比如一些媒体机构开发的人工智能新闻生产分发平台鼓励受众为媒体机构提供线索素材，参与分发传播、协助反馈监测，在更高层面上，把人与人、人与机、人与物连接起来，创造了更广泛地连接。此外，区块链技术也可以提升国际受众参与国际传播的能力与动力，协助媒体鉴伪存真，提高媒体的生产力，从而为受众提供更多元的体验和服务。
（三）优化国际传播中的受众反馈
人工智能优化国际传播中的受众反馈，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它扩展了国际传播的反馈渠道。在传统意义上，传播是单向的，受众往往只能接收信息，处在一个相对低于传播者的位置上，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则担任了至关重要的把关人角色，通过媒体发挥舆论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将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对舆论的控制降低到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传播反馈机制大多局限在：向来访外宾直接征询意见、利用国际会议国际论坛等机会向海外受众了解意见建议、通过信件电话发展论坛手机短信等渠道收集受众意见等。显然，这些渠道面对的反馈对象有限，且收集来的信息需要大量的人工进行整理分类，并且缺乏统一的处理反馈意见的标准，换句话说，传统反馈机制作用十分有限。人工智能更了解受众，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化产品输出到对象国后所获得的受众评价、注意力等定性定量反馈信息的手机与分析，结合人工智能海量数据处理优势和超大规模的计算能力，对受众反馈进行客观评估与综合评价，并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和调整。
其次，它能加强对受众反馈的监测。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传播的去中心化特质发挥的越来越强烈，原先的受众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多向传播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传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实现了传播主体由少数精英向普通大众的转变，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垃圾信息、虚假信息等层出不穷，成为了严重影响传播效果的一大重要因素。而人工智能则可以通过监测分析用户行为，及时判断处理垃圾信息和不实信息，加强对受众反馈的有效监测与控制。
二、人工智能对国际舆论的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发展，通过深度学习慢慢具备了思考与自我进化能力，由此诞生了拟人化思考的“机器人水军”，拟人化思考的“机器人水军”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各国传播中，对国际舆论中产生一系列影响，国际舆论的引导因此变得更加复杂。
“机器人水军”因其产生目的和实际效果不同，可以分为善意机器人和恶意机器人，善意机器人往往能够推动国际传播，而恶意机器人则会因其所带有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对国际传播产生负面影响。 “机器人水军”能够自动识别相关贴文， 进行评论、点赞、跟帖、回复， 具有更好更即时的网络讨论参与度，智能化优势使“机器人水军”比人工水军宣传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英国《卫报》2011年曾发表文章揭秘，美国军队正在研发一种电脑软件，利用伪造的用户身份在互联网上密集发表观点，宣传亲美主义，进而秘密操纵社交网站。此外，参考消息2013年7月12日刊发题为《<华盛顿邮报>揭秘美国“网络水军”》的报道，报道指出在中东，美国2006年11月组建数字外联小组，这个小组在脸谱、推特和YouTube网站都建立账户，与受人欢迎的阿拉伯语新闻网站和网络论坛中评论人士不时展开着争论并在阿拉伯语网站的留言板上发表评论，而且基本上在与他们可以接触到的每个人都进行着交流，这支队伍包括阿拉伯本地人、旁遮普人、索马里人和会说乌尔都语的人。据美联社报道，2012年，他们在互联网上“交战”7000次，远远多于2009年的2000次。美国国务院的公报称，他们是在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
“机器人水军”在多个国家都有所应用，对国际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据美国“胶囊里”网站报道，互联网安全公司IMPV在最新发布的《2016年机器流量报告》中称，通过对全球10万个域名网站访问记录的分析，可以肯定其中约52％的互联网流量来自“自动化程序”，即机器人，网站站主在后台记录中看到的大部分访问者不是人类，而是自动执行的程序。
2014年7月，马来西亚MH17客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界坠毁，机上298人全部遇难，MH17事件中，俄罗斯借助虚拟账号发布消息，散布所谓“真相”，导致事件舆论发生较大逆转，事件也侧面反映出乌政府对“机器人水军”的规范和利用远远不足；2015年，“全球之声”国际网站撰稿人劳伦斯·亚历山大发现，有几百个疑似被机器人程序控制的推特账号不停转发和点赞一些俄罗斯主流媒体文章， 在推特俄文空间形成重要影响，提高了俄主流网站点击率。据此， 俄罗斯“机器人水军”被首次“揭秘”；2016年9月，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英国脱欧公投前推特上正反方舆论攻防分析发现，有高达三分之一的贴文出自占发言账号总数1%的账号；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希拉里竞选团队均借助“机器人水军”在社交媒体中进行政治宣传，推特上19%的大选推文来自“机器人水军”，特朗普团队程序员对“机器人水军”操作时机精细微调，战略性占领亲希拉里的主要媒体，相比希拉里，特朗普的“机器人水军”有其五倍的数量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特朗普最终赢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加拿大社交媒体“机器人水军”大致具有四种功能:削弱某种政治言论、扩大政客影响力、引导舆论焦点和搜集分析数据。加拿大政府对“机器人水军”相关事项进行立法， “机器人水军”的管理运作受国家宪法、刑法、垃圾邮件管理法、选举条例、隐私法的管辖。加拿大禁止外国人影响干预选举。
此外，现有研究发现，推特上还有大量“机器人水军”通过简体中文、英文和日文等多种文字发表推文，宣扬“疆独”、“港独”和“藏独”思想及言论，借以批评我国民族政策，并为其分裂中国的行径制造舆论氛围，混淆国际视听。 现阶段我国社交媒体中并未形成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机器人力量，但我国在开发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中已经发挥出了巨大的技术和Kaiyun官方网站app登录 优势，因此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善意机器人水军，抵御外来恶意机器人水军对于舆论的干扰和破坏，争取国际传播主动权、创造积极的国际舆论环境。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具有了新特质，首先，人工智能可以给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精确营销、用户画像、舆论分析提供技术支撑，从而改变国际传播中惯常存在的“文化折扣”“翻译歧义”等问题；其次，人工智能赋予传播更多的“情感”“情绪”色彩，影响着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与对象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情感交流。同时，机器人水军的存在客观上也影响这国际舆论；第三，人工智能更好地了解目标受众的心理状态、多元需求，能给传播内容“情感赋能”，让不同的用户产生独特的情感连接与个人化的情感依赖。此外，还能优化受众反馈并促成传播策略即时调整，这些客观上都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效果。
不论是基于计算还是辅以情感，人类利用人工智能的初衷都是希望它能对人类文明进程有所增益而不为其所役。如何将之限制在有益人类交流、国际交往的边界之内，这大概是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面对的最大拷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人工智能时代融媒体新闻实务”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RMXY2016C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