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由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还没有展现出丝毫自主性或独立性，霍金口中“新形式的生命”显然对它们而言并不恰当。相反，它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扩展形式，扩展的是制造和使用它们的群体。它们是一种复杂的工具，它们帮助组织执行某些活动。
正因为它们是其运作者的延伸，对社会而言才成为了潜在威胁。机器人是由特定人群设计和使用，而这些人有着特定的价值观和利益。这意味着，它们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和推进这些价值观和利益，而这些价值和利益并非符合所有群体和个人。它们具有卓越的效率和生产率，这意味着，它们将给拥有足够资源的人带来独特的优势，使其能够以自己的想法塑造世界，而牺牲那些普通人的利益。
人工智能和人类学会了偏见
要了解人工智能如何增加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你只需看看最近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已经显示出了偏见。
例如，2016年5月，ProPublica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多个州使用的累犯评估算法对非裔美国人存在偏见，不其标记为“更高危人群”的比例为44.9%，而白人的这一比例为23.5%。
又如，2017年4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发现，在互联网上学习大量的词汇联想时，机器学习工具获得了关于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的“类似人的语义偏见”（也就是刻板印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偏见，是因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从它们所接收的数据和参数中学习。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些数据和参数来自于那些设计和使用它们的人：即社会等级较高，享有特权的白人男性。
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面部识别软件难以识别有色人种的脸。也因为如此，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能够更好地促进其制造者和所有者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人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到2027年，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更卓越，会渗透到大约2470万个工作岗位，这意味着，他们将在大部分生活和工作领域打下其制造者的烙印。它们会让数以百万计的工薪阶层失业，它们将会给有能力采用它们的组织巨大的商业竞争优势。因此，若一些国家和阶层能够制造并拥有它们，这些国家和群体将会增强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人工智能只能为少数人代言
基于上述原因，目前越来越多向机器人赋权（甚至是赋予公民身份）的讨论令人不安。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受其主人产权的保护，是不能被随意破坏的。
因此，很明显，赋予他们“权利”并不意味着给予他们免受破坏的消极权利（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权利），但必须等于给予他们积极权利，使其追求自己的目标（例如，政治反对），而不受来自其他方面（例如，那些不支持机器人的人）的干扰。
换句话说，这种赋权实际上等同于授权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让他们的目标、目的、价值观受到特殊的保护，这些所有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来达到自身目的。
最后，提到价值观，我们就触及了另一个不确定的主题，这个主题经常会在人工智能的讨论中出现。无论是欧洲议会还是研究机构，人们经常说，我们需要确保智能机器人可以学习和维护人类的价值观。然而，问题是：到底机器人会传授和支持谁的价值观，而谁又会为全人类说话呢？
不管一套真正的普世价值观能否被灌输到人工智能中，这样的讨论只是表明，机器人的行为方式会产生道德、社会和经济影响，它们只得沦为某些价值观的载体。
而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一群特定的企业和实业家制造和控制。在此情况下，他们的高效性极有可能会助力于这类人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实现——不管是好是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