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6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专家发布公开信，要求禁止“杀手机器人”（killer robots），一个回应是：你们难道不应该早点想到吗？
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是呼吁禁止杀手机器人的专家之一。“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准备了”，公开信中说，“一旦这个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就很难再次关上。”但是，这样的系统可以说早已存在了，例如BAE等开发的Taranis“无人作战飞机”（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三星制造的SGR-A1哨戒炮，已经部署在韩国国界。无人坦克也已经正在研发中，而人类对致命性无人机的控制只是何种程度的问题。
然而，杀手机器人一直在精神上与我们同在，只不过是以机器人的形式。Karel ?apek 1920年在科幻舞台剧“RUR”（Rossum’s Universal Robots，罗梭的万能工人）中创造了“robot”这个词（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劳动者”）。他创造的类人机器人，由与剧名同名的一家工厂制造，他们反叛人类，并最终灭亡人类。从 Cybermen 到终结者（Terminator），此类的故事层出不穷。
没有机器人启示录正在逼近的背景，甚至很难去思考马斯克等人签署的公开信所提出的问题。即使人类的灭亡不是处在生死攸关，我们知道的是这些机器可能导致失控，其结果是《机械战警》中OCP公司的机器人警察。
这样的暗示似乎总是引出一些有关致命武器的严肃话题。好吧，所以一个机器人世界末日大决战可能并不完全是空想的，但这些故事，以及它们造成的深刻的人类的恐惧，最终都是娱乐性质的。尽管如此，类似这样的辩论，将科幻
电影描述的技术的好和坏两极化，伴随带来的意义在于，只要我们避免真正坏的那些技术，剩下的都是好的。
法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无疑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关心机器人伦理方面的更广泛、而且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关乎现代战争的性质，以及其商品化。
我们可以怎样令自主技术系统更加安全，更符合道德规范？避免机器人对人类造成伤害是Isaac Asimov的《我，机器人》（I, Robot）这部作品所探讨的问题，这是一部短篇故事集。这部作品对后世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其中提出的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现在仍经常被讨论，其认识度几乎像牛顿的运动三定律一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西莫夫写的故事主要是关于这么动机正确的定律如何被环境破坏。
无论如何，道德问题很难有一刀切的原则。 历史学家Yuval Noah Harari指出，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有一些原则来规定它们在面临不可避免、并且可能导致死亡的事故时应该怎样采取行动：机器应该试图保护什么？Harari 说，也许我们会被提供两种模式：利己主义（优先保护驾驶员）和利他主义（优先保护其他人）。
Photograph: Melinda Sue Gordon/Allstar/Paramount Pictures
在2012年人权观察组织一份有关杀人机器人（killer robots）的报告中，包含一些科幻小说般的预想。报告写道：“要区分恐惧的平民和具有威胁性的敌人，需要有一名士兵去了解人类行动背后的意图，这是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情。”报告还写道：“机器人不会受到人类情感和人类同情心的约束，而这些是避免滥杀平民的重要制约因素。”但第一个论断不够令人信服——机器人可以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其判断力或许比用肉眼判断的战战兢兢的士兵更准确。对于第二个，或许某些时候是正确的。但其他时候呢，人类在战争中会强奸和 屠杀平民。
我不是要反对这份报告中对自主机器人士兵的恐惧，因为我也是这样。相反，这使我们回到关键的问题，不是关乎技术，而是关乎战争。
我们对战争伦理问题的敏感是非常任意的。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说：“完全自主的武器的使用提出了有关责任的问题，这将削弱另一个已确立的保护平民的工具。”这是一个公平的观点，但不可能放到任何一个已达成一致的伦理框架内，核武器在国际上就是合法的。此外，无人机战争，士兵强化技术和法律之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无法分解为“人和机器”。
自动化军事技术的问题与战争本身性质的不断变化密切相关，在恐怖主义和叛乱状态，战争并没有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也没有战场或军队：美国战略分析师 Anthony Cordesman认为：“现代战争的教训之一是战争不再被称为战争。”不管我们怎么处理，都不会再有像诺曼底登陆那样的。
战争一直在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杀手机器人”也同样是。潘多拉的魔盒在钢铁冶炼被发明时就已打开，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而且打开魔盒的从来不是女性）。你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有人从中获利。
无论如何，让我们试着遏制住“化玉帛为干戈”的最糟糕的冲动，但劝说国际武器贸易不要制造杀人机器人，无异于劝说软饮料制造商不要生产橙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