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在中国第三大移动手机屏生产商瑞必达公司，长长的围墙后面，数百台机器在运转。一排排玻璃出现在这些充满指示灯和电线的大型立方体上。经过裁剪后的玻璃部件先经过8小时处理，然后再使其变得符合在中国生产的不同品牌智能手机的标准。
据法国《世界报》9月2日报道，这家工厂里有900台机器，一台机器8小时可生产400个手机屏。过去，每台机器需要一名员工。而自从安装了特别先进的
机器人以来，一名技术工人如今可监管18台机器。结果是，剪切手机屏、确保搬运和维护所必需的人员不足百人。瑞必达高管李景军（音）肯定地说，用人是3年前的1/10。
这家位于东莞的工厂提前实现自动化得到了广东省高达15%的资金资助。该援助属于“机器换人”计划范围。
报道称，2014年，中国呼吁“机器人革命”，这既可让国家产业升级，同时还可应对已经显示出来的劳动力短缺。因为2015年底已经被放弃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适龄劳动人口从2010年起开始减少。李景军还自豪地说，“我们已在4.0工厂生产，也就是没有一个工人”。
TCL电视机生产商或许已经有了这些“黑工厂”中的一家，之所以有如此绰号，是因为没有工人，甚至都不再需要开灯了。
瑞必达公司及其只有几名员工在数百台机器中“闲逛”的工厂象征着东莞成功的经济过渡。其他一些中国电子行业的大企业（如分别在全球智能手机销售中名列第三、四、五位的华为、Oppo、Vivo智能手机的制造商）也都在东莞。
不管怎样，这个城市主要以其低端产品工厂出名，是在大都市深圳的阴影下发展起来，因为后者是大企业总部的所在地。东莞拥有800万居民，大部分是栖身于宿舍的农民工。然而，近10年中国平均工资上涨两倍让东莞基于众多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模式成了问题。许多企业已经迁到内陆省份或将工厂迁往东南亚其他国家如越南或孟加拉国。
东莞难以让自己从这样一种新形势中重新振作起来。在距市中心半个小时路程的横沥新工业园区，杂草丛生直逼公路。迎接来访者的是一些“出租工业厂房”。
鑫达公司是一家玩具企业，曾在2012年生产伦敦奥运会吉祥物玩偶，用工最多时达到万人。当它在2016年5月关闭时，依然还留下千名员工。他们都失去了工作，并且被拖欠了数月的工资和社保。
在今年夏日的某个下午，鑫达公司周围的街道空空如也。一家钢条厂的几名工人傍晚蹲在那里打牌。来自安徽的40来岁的李阳说，“厂区都空了。我们还有工作，但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不远处，开在工人住房旁的一家食品杂货店的老板娘在怀念逝去的好时光。她叹息地说，“过去总是忙个不停。可现在，宿舍几乎都空了。工厂关闭，民工都回家了”。
报道称，为了阻止企业外流，承担中国出口1/4的广东省2月份宣布冻结最低工资标准两年。然而，这一措施有可能加速让国家陷入中国当局恰好力图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指的是什么呢？即一些经济体在经历高增长阶段之后，眼看其增长稳定在一个不足以有望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报道称，为了从高处摆脱困境，中国想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支持创新。当局毫不犹豫地投入大笔资金来帮助企业着手这种过渡。
根据彭博新闻社援引的东莞市政府数据，该市2015年在广东省现代化计划的框架下用机器人取代了43684名工人，从而让相关公司节省了10%的成本。同样的方法可尝试着推动创新，如东莞为数十个“创新基地”、“开发区”和其他新兴企业提供资金。在这些园区，刚铺好的柏油路旁有绿篱和自行车道。在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多数行人都30岁左右，他们将身着T恤喝着咖啡工作。而在种种外表的背后，由市政府出资的高楼大厦则显得非常安静。
在东莞市中心，一项私人计划让当地媒体感到自豪，因为杨公明（音）收购老旧纺织车间旨在将其改造成新兴企业的天下。车间都被改造成一个个小房间并配上家具用来出租，每月租金为1000元。
杨公明解释说，“房间的规模完全适合在此落户的小企业。当一些大工厂关闭时，多数人都离开了，但也有一些有才能的人依然并且想要推出自己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