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杭汽轮生产车间，转子起吊。
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许下了一个跨越十年的承诺。《中国制造2025》描画出制造强国第一个十年的路线图。
浙江制造是中国制造版图上重要的一极。3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制造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内到外”的大跨越。
但在如今要素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浙江制造同样存在如何“由大到强”的挑战。
决意彻底告别过去低小散、告别传统落后的生产格局后，浙江的制造业何去何从？能否从各方面实现价值链的提升？在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战略中又该怎样找到自洽的位置？
如今，转型已经成为各界普遍共识，而如何转型，
则是一条仍在探索的砥砺之路。
低成本一去不复返—— 优势如何再造
当我们谈论浙江制造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说的其实是温州的鞋、嵊州的领带、海宁的经编、柯桥的轻纺……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的浙江，下辖近90个县（市、区）中有80多个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覆盖轻纺、皮鞋、经编、电器、小家电、打火机、玩具、领带等众多行业。
曾几何时，“浙江制造”以其低成本优势快速占领全球市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互联网等新业态的冲击，这些强项正在弱化，甚至成为经济转型的“拦路虎”。
“互联网时代，原料的采购、产品的生产、物流的配送，甚至售后服务都不再受到空间的制约，物美价廉的时代结束了。”长期关注浙江经济的学者明文彪认为，浙江的块状经济，依托的基础正是集聚集约所产生的低成本和批量生产，在互联网和电商的冲击下，浙江的块状经济能否顺利嫁接新经济、新技术重现辉煌，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浙江制造业转型成败。
关于制造业困难，前几年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三荒两高”，即用工荒、钱荒、电荒、高税费、高成本。大唐“机器换人”，就是用工荒倒逼出来的。
诸暨大唐镇生产的袜子满足了全球七成的市场。手工缝头被认为是袜子生产过程中劳动最密集的环节。在一些工厂里，织缝翻剪一体机已经替代工人自动缝头。大唐袜业是2015年浙江“机器换人”十大行业之一，按照规划,大唐镇未来3年将重点扶持20家企业开展“机器换人”。
事实上，针对浙江经济过多依赖低端产业和中小企业的状况，从2013年开始，浙江就在省一级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四换三名”工程，即加快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的“四换”和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的“三名”。
正如危机一词所标示的，任何“危”情之下，同样面临着机遇。互联网带来的不只是冲击，还有无限可能的商业模式、产品创新。在柯桥，一个叫“瓦栏”的网上花型交易平台，集聚了国内外2000多名设计师在线提供设计服务。
有专家表示，升级后的大众消费要求生产走向专业化、定制化、个性化，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扁平化的组织形式，从指令发布到产品研发，从市场开拓到对客户反馈的跟进，要求又快又准，这正是浙江民营企业长袖善舞的地方。
装备制造业整体偏弱—— 短板怎样补齐
对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浙江经济而言，找准制造业发展重点尤为重要。长期以来，一说到浙江制造，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轻纺、小商品等普通轻工业品。在走向“中国制造2025”的浙江制造整体布局中，装备制造业肩负了重大的责任。
2015年以来，我省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实现了不少突破。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的燃气涡轮机关键设备、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飞机数字化精加工平台、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乳制品无菌自动化成套装备等一大批重大装备，在国内外重大工程中实现替代进口，填补了国内空白。
饶是如此，我省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局面仍旧显得“局促”：以民营经济为主，中小企业多、骨干大型企业少；装备制造业也是中低端居多，而高端装备较少。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谭建荣指出，目前浙江、乃至中国的制造业仍处于粗放型生产的阶段。如果说德国工业是“4.0”的水平，那么我们可能只有2.0至2.5的水平。
放眼国内，浙江和江苏、广东、山东等装备制造业大省相比也存在差距。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尽管浙江本身的制造能力很强，但就装备软件、装备电子、技术工业等领域而言，仍是浙江装备制造业的短板所在。“提高浙江制造业的竞争力，就必须要提升浙江制造的技术核心，走‘智能化’的道路。”
进阶高端化的路上筹谋未来，装备制造业的“诗和远方”就是智能化。大幅度、全方位的“机器换人”深化演绎，带动了一批浙江装备制造企业瞄准高端装备产业，自主开发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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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第一方队，其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集成业务2015前三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4%。
省经信委发布的《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2014-2020）》提出，以“绿色化、智能化、超常化、融合化、服务化”为主攻方向，以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为手段，加快推进我省由“装备制造大省”向“装备制造强省”转变。
另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产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而服务在制造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的产业形态——服务型制造。”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工业设计、系统集成、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自成体系，为制造业提供专业服务的第三方公司越来越多。
品牌缺失、标准落后—— “软实力”从何提高
一二十年前，在浙江一家为国际大牌代工的鞋厂里，打工女孩把一个大牌的经典标识车缝在一双鞋的鞋帮上，这双鞋在美国沃尔玛的价格是100多美元，这个工人的老板能从每双鞋中获利15元，而这也是这个女工一天的收入。
30多年来，遍布浙江的年产值亿元以上的500多个块状特色经济区，如同一台巨大的OEM机器，区域内的每个企业都是这台机器的组成部分，有的是一颗很小的螺丝钉，有的则是前进的齿轮，它们组合在一起，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日益长大的“浙江制造”。
回过头来看，大部分浙江中小企业正是利用替外国零售商和品牌企业“打工”，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倍数成长的效率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资源要素价格的提高等原因，越来越多国外品牌选择把加工基地迁往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越南、印尼、柬埔寨。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的趋势。
有经济学家总结说，当一轮经济热浪席卷一片土地时，给予这个国家和地区至多留下诞生两至三个世界品牌的机会。30多年的历练和打磨，浙江企业在研发、设计特别是制造商的能力有了长足进步，“浙江制造”作为一个整体形象亟待改变。
重塑浙江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形象，是浙江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一步。早在2006年，浙江开始全面部署“品牌大省”建设， 201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浙江制造’品牌”的发展战略，在全国省（区、市）中率先推出地方制造品牌建设的制度体系。
品牌的铸造不可能一蹴而就。“浙江制造”区域品牌的塑造，要靠良好的企业品牌、行业品牌来支撑。围绕七大万亿产业，浙江确定了涉及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时尚等产业领域的33类“浙江制造”培育重点产品，选择7个县、10个行业和100家企业，先行开展试点培育。
与品牌一起进入决策者视野的，还有标准。
低水平的标准导致低档次的制造，阻碍了“浙江制造”竞争力的提升。目前，全省构建了“管理标准＋产品标准”的“浙江制造”标准体系。发布了《“浙江制造”评价规范》地方标准，组织制订电除尘器、吸油烟机、衬衫等“浙江制造”产品标准17项，全部高于国家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浙江制造要培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道阻且长。接下来，浙江还将大力实施“浙江制造”标准引领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