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惊吓的孩子们
没人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很多经济学家还无法证实技术进步直接导致工作机会的减少，也无法确定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与过去几次技术摧毁旧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有没有不同。最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书和论文试图阐述如下观点：人类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进步在本质上不同于过往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MartinFord就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在他的新书《Rise of the Robots：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Future》里，Ford列举了多项新技术，比如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技术等，并认为这些技术将最终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适应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
Ford的办法是提供一项有担保的基础收入。简而言之，他的“药方”是给予人们一定数额的财富。这并非什么新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的另一个版本也叫做“负所得税”（译者注：负所得税是政府对于低收入者，按照其实际收入与维持一定社会生活水平需要的差额，运用税收形式，依率计算给予低收入者补助的一种方法），由保守派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用来代替政府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做法。Ford引述了哈耶克1979年提出的应对最低收入的办法，那就是提供“某种确保人们在其不能自谋生计的时候仍能得到不低于某一底线的收入。”而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竞选人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这个政策。
这个想法在1980年代就不再流行，不过最近几年又被人提及，以帮助那些失业的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是政府以最少参与感提供最安全保障的方式；而站在改革人士的立场，这需要增加其他项目收入以补贴穷人。
长期以来，对于上述政策到底是一项好的政治决策还是好的社会政策争议不断。最近，又有人提出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低收入所得退税的额度，从而将这些退税补贴给低收入工作者。这一系列想法都是作为社会保障的直接体现。然而如果你认可技术会不可避免地淘汰大部分就业者，那么上述这些政策就毫无意义了。技术让越来越多人类工作者成为边缘化群体既浪费了他们的才华又对社会造成了重大财政负担。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所谓有保证的基础收入并不能满足那些工作饭碗岌岌可危的中产阶级或那些刚刚失去了薪水较高的工作而陷入财政危机的人。
或许现在预言一个没有人类工作的反乌托邦未来还为时过早。Ford在书中举了一些例子：自动化、软件以及AI的发展已经淘汰了很多原本认为需要人类高技能的工作，比如反射学和法律。但是你又如何估算这些特定技术带来的变化会对社会整体就业形势产生多大影响呢？
事实上，目前也缺乏足够证据论证自动化是如何影响就业率的。GuyMichaels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Georg Graetz做了一个关于
开云电竞官网下载app如何影响制造业的研究，他们调查了17个发达国家的状况后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比如
机器人的确取代了很多低技能的工种，但机器人的影响更多地是显著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并创作了新的工作（译者注：这里可以理解为，因为工厂效率提升，企业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因此有可能招募更多员工）。Michaels总结道，一言以蔽之，那种认为机器人让整体就业率下降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如果现在无法量化技术进步对创造就业的影响，那么也不可能精确预计接下来可能出现的状况，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讨论。Ford在书里举了一个极端案例：分子制造。这个名字由一些纳米技术倡导者提出，特别是纳米技术之父K·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尤为推崇。所谓分子制造，简而言之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实现纳米机器人像搬砖一样地搬运原子来制造所有东西。尽管Ford也认为这项技术不一定能实现，但他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毁灭性”效应。
看起来，Ford的这个判断还不具备多少可信性，但十几年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Richard Smalley也有类似的认识。Richard Smalley看到了纳米科技在清洁能源上的巨大潜力，但是他并不认可德雷克斯勒在分子制造方面的观点，他认为其观点过于简单：德雷克斯勒的观点忽略了化学和物理学中对于原子互相结合并发生相关作用的规则。Smalley进一步责备德雷克斯勒：“你和你身边的人已经吓坏了我们的孩子们。我不指望你能停下来，但是……虽然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未来还会有各种挑战和危机，但是绝对不会有你提到的那种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怪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