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具体到每个行业，市场的发展快慢又不同。出发前“雄心壮志”的陈贵多少有点失落。他的设想是，奶粉、咖啡、饮料等都需要用到铁罐。不过，走了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店后发现，为了节省成本，大量的食品都装在纸皮盒中。“至少还要3到5年，这个市场才能成长起来。”
彭苏华也没有找到兴奋点。他生产的机器可以生产饮料瓶、PVC管等各种塑料用品。资料都派了出去，没收到回音。坦桑尼亚的制塑行业还未起步。“这里的工业基础太薄弱，下游的厂商还没发展起来，机器怎么卖得动？”
在达累斯萨拉姆走到第三天，他发现了商机。这个国家有大量的矿泉水瓶，用完后都是直接废弃烧掉；在国内，把这些废品加工成塑料颗粒却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元一吨。有福建商人在这里建起了造粒厂：20亩的烂泥地上堆满了在当地回收的矿泉水瓶，厂房里面，两三百个非洲工人围绕着机器忙忙碌碌，加工出来的部分塑料颗粒在另一个车间内做成了塑料垃圾袋和蛇皮袋。“感觉就像回到了东莞的八九十年代”。彭苏华感慨：国内再也找不到这么简陋的厂房，但非洲的用工成本低廉，却创造出国内几倍的利润。这给了他启发：“不卖机器，潜入下游生产这些塑料制品更有市场。”
这种想法和“开心”不谋而合。“做终端的生活消费品，市场成长得快！”去年底，他将加工设备陆续发往非洲。生产还未完全启动，销售团队已先建立起来。他和郭栋健合作创建了新的纸巾品牌Shwari，先从东莞的工厂生产了发货过去。半年过去，Shwari的销量在当地已经是第一位。
先做贸易，摸清市场后再合作建厂，两人决定将这一模式延伸。天气炎热，坦桑尼亚的各种瓶装饮料消费量也很大，而当地盛产水果，郭栋健就提出，尝试本地化生产矿泉水或果汁饮料。大量华人涌入非洲，酱油销量也在快速上升，他还用妻子的名字注册了新品牌想生产酱油。“这些瓶子都要用到吹塑机”，“开心”也希望，能够和彭苏华合作建厂。
难题
汇率大幅波动，摩的当街飞抢，“不可能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闲逛”。
做保鲜膜的黄妙也想参与抱团建厂。在坦桑尼亚走了一圈发现，薄膜的终端市场都控制在印巴人手里，市面上可以选择的保鲜膜都是国际的大品牌，价格是国内超市同类产品的两倍。“还有大量的中低端品牌没进来。”今年开始，非洲索马里的客户下单后，已经通过她拿了几台机器，回国建厂生产保鲜膜。黄妙也在考虑到非洲建厂。
“可是，我最大的困扰是：我能适应这里吗？”在来之前，担心埃博拉病毒的传染，她特意咨询了在北非做病毒研究的朋友，确保坦桑尼亚安全。“后来我是想，90%的顾虑第二天都不会发生，壮着胆子来了。”
但即使没有病毒威胁，混乱的社会治安也是一大隐忧。考察团抵达后不久，达累斯萨拉姆的华人圈子里就开始传言，有中国女孩子被抢劫时遭到枪击。当地的中国人保安团队后来证实，华人圈里为此发起了捐血倡议，他们也参与献血。遇劫的女孩后来被救活。
“现在是敏感时期。”保安团队提醒。今年大选将近，已经执政了10年的坦桑尼亚革命党正面临挑战，反对党和地方分裂势力都想在未来掌握更多主导权。治安事件频发，汇率也大幅波动。2014年当地货币先令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是1631：1，在考察团抵达时，汇率已经上升到2113：1。
“如果不进行本地化生产，只是单纯从国内进口摩托车整车到非洲来卖，单是汇率上的波动，我卖一辆摩托车要少赚50美金。”已经在当地经商10年、开了摩托车厂的郭栋健坦言。在11月的大选来临前，这种汇率波动还将继续放大，就在和东莞企业主考察市场时，他接到了坦桑尼亚国家银行高管一通电话：提醒他将大部分的本地货币都换成美金，接下来汇率还可能上升到2600：1。
考虑到安全，考察团的行程安排缜密：老板们全部住在郭栋健经营的华人酒店里，有专业的保安团队把守。每次出行，考察团都是集体行动，由非洲人司机驾驶小巴车开往指定的目的地，行程结束，统一回到入住的酒店。“你不可能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闲逛。”黄妙感慨。
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意外。有一天晚上，坦桑尼亚的福建商会特意设宴招待了这群新来客，大家都喝醉了。从中国餐馆走出来准备上车回酒店时，一辆摩的开过来，“开心”的腰包被飞抢而去，包里的5000多元美金、护照和各种银行卡全部被劫。
市场
“真要在这里建成一个瓷砖厂，至少要备足两个厂的资金”。但再拖下去，明年再来，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市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