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用工荒问题突出，机器人开始活跃在市场上。而浙江省作为一个制造业大省、外来打工者重镇，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2012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全面推进机器换人的决策部署，机器换人正在成为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在此市场和政策红利之下，全省正在掀起一股机器换人热潮。
按照浙江省政府估算，在三年内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完成“机器换人后，浙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将由目前的10万元/人年上升至14万元/人年，意味着将带来上万亿GDP的增长。
面对全球经济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招工难等问题，机器换人能否提供解决之道？机器人产业本身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又面临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在这场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转型的变革中，浙江样本又能提供什么样的经验？
而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而这些正是机器换人背后的原因所在。
面饼生产效率翻番：以前人工成本较高
12月11日，在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银海街555号、占地面积370亩的杭州顶益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顶益）生产车间里，一台台自动投叉机、码剁机等新型机器人设备正在繁忙地运作中。
顶益是康师傅控股的公司之一，主要生产康师傅系列方便面，年产值60亿元左右，下沙的厂区规划了3个车间，目前建成2个，每个车间有8条生产线。
从最初的原料运入，到搅拌面团、打磨成面皮、切割成面条、把面蒸熟，然后经过油炸、脱水、定型、冷却，然后成为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面饼、装入面桶、投入叉子和调料、包装完成，整个过程几乎全部依靠机器完成。
在面饼制作的几个前段环节，只要一个员工负责电脑机器的正常运转。只有后端的装叉、装调料和加面桶盖等环节，才需要操作工人，平均一条生产线上10名员工，主要负责检查，比如把个别重量不达标的面饼或漏气的包装面桶挑出来。
虽然方便面生产的工艺大体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依靠机器自动化之后，生产速度明显加快，食品的安全也更有了保障 。厂长杨敏告诉记者。
在号称全世界生产方便面规模最大的一号车间，有8条生产线，其中两条生产桶装面，其余6条生产袋装面，每分钟可以生产500块面饼。
在装叉环节，今年新装了一批投叉机，一台60万左右，一共投入了5台，一条生产线需要的工人从原先的6-8人减少到1人。算下来，5台机子尽管成本需300万元，但精减人力60人，年节约360万元。
实际上，顶益早在几年前就想这么做，还向杭州的一家企业购买了100万的样机，但是效果不好，“叉子都是不规则的，像鱼刺那样左右交叠。王红新说。
此外，在装箱运入仓库环节，原先都是通过人力码好之后，放到栈板上，再由叉车搬运到仓库，现在8台码垛机器人承担了这一重任，不仅可以自动码箱，而且由传输机自动装运到智能立体仓库。
这8台码垛机器人，一台的成本约100多万，1年的折旧费约10万，外加一些运行成本，花费较高。而且其对箱子型号大小的要求比较固定，有一些程序是早期设定的，如果要调整就得重新购买程序。这批码垛机器人可以精减人力18人，年节约110万元。
在二号车间，另一种新型的码垛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样机测试，杨敏指出，这批可以比一号车间节省一半的费用。
码垛任务完成之后，还需要把货物运到仓库进行储存，如今通过最新的智能立体仓库实现。在这个总投资2800万的智能立体仓库，只要在电脑系统中输入相应的方便面种类，仓库就可以把相应的货物调出来，“一个车间，一趟可以装250万箱，价值一个亿的产品。”杨敏说，从码剁到仓储的自动化，年节约600万元。
之所以花这么大价钱尝试机器换人，杨敏指出是因为，人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成效是，2012年操作员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人，而现在操作员只有900多人。
机器换人或达成共识：大中型企业较欢迎
机器换人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在浙江已经成为共识。比如，永康的众泰控股集团引进12台全自动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员工从120人减至30人，产品一次性合格率提高至99%；嘉兴的天之华喷织有限公司依靠国外设备，一年减少1700多万元工人工资。
根据安排，浙江省3.6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争取在2017年内全面完成机器换人的现代化技术改造，每年投入不少于3000亿元。
浙江大量企业正在进行机器换人。而这一战略始于2012年底召开的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现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提出，浙江将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机器换人。
机器换人的本质是，以设备更新为载体的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和可持续发展。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说。
提出这一战略的背景是，当时浙江有1400万打工者，面临社会稳定、就业、社会保障等大量问题，“而且当90后成为劳动主力时，少有人愿意做那些体力活。”凌云指出，浙江的制造业就业，正在以100万/年的速度减少。
据悉，2005-2012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从14847元/年增加到41370元/年，年均增长15.8%，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国前列。
2013年，浙江省正式提出555机器换人推进计划，即未来五年每年实 施5000个项目，投入5000亿投资，推进机器换人。
在凌云看来，机器换人的必然性在于，减少生产用工、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管理水平、优化本地就业结构，机器换人换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促进制造方式的转变。
浙江省经信委的调研报告指出，机器换人有助于大幅减少一线员工、优化企业人员结构。有61.5%的企业一线员工超过10%，其中16.3%的企业减少30%以上一线员工，68.9%的企业生产成本下降5%以上。
浙江机器换人的形式，主要包括部分环节的机器换人、整条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自动化生产线 开云电竞官网下载app
、实现机器设备联网，即机联网、实现厂联网等。
凌云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在一些轴承生产线，通过工业设备物联网，所需工人从28人减少到2-3，生产周期从9天减少到30分钟，浙江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工业物联网。
数据显示，2013年，通过“机器换人，浙江省减少普通劳动用工70万人，今年1-8月减少60万简单劳动为主的操作工人，预计今年年底减少100万不成问题。凌云说。
在李正刚看来，机器换人更重要的是保证产品的品质，质量提升会带来更多利润的增长，2013年，浙江全省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2%。
机器人产业热
在政府推动之外，制造企业对于“机器换人”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浙江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目前，国内主流的机器人公司已先后落户杭州，其中包括浙江国自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中科新松光电有限公司、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凯尔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石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杭州科爵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等。
这些公司里面部分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圴表示，机器人产业在浙江乃至全国才刚刚起步。
2010年底落地杭州的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其沈阳总公司做机械制造应用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大概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机器人市场逐渐起来，我们在华东地区布局，目前大概占这一片市场份额有一半左右。”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刚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杭州是新松公司主要的一个生产基地，由于进入市场较早，新松机器人目前在国内市场推广顺利，未来考虑往武汉、宁波等地扩展。
杭州科爵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正是在这股热潮中，于2011年8月底成立的本土企业。作为国内最早研发自动焊锡机器人的企业之一，科爵完全自筹资金，其主打产品为桌面型自动焊锡机器人。
科爵公司总经理姚建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这类机器人早在1969年，就有日本企业率先发明，如今科爵的产品已出口到了日本，博世、三星、松下、三花、奇瑞等知名企业已经是他们的客户。
科爵目前主推的第三代产品，7英寸彩色LCD全触摸控制屏，“工人只要培训15分钟就可以学会操作。”姚建立说，传统的人工焊锡，一个锡台需要一名熟练的焊锡工，而使用他们的机器人，每人可操作2-5台设备，且效率可以提高5倍。
2013年，科爵产品销量比2012年增长了400%，2014年预计同比将增长200%。发展如此迅速，姚建立归功于产品的价格优势。
杭州市经信委一项针对杭州120家工业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4%的企业把目光投向了“机器换人”。
跨国公司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其机器人事业部副经理张振惠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公司在汽车零配件市场占有率约5%-10%，太阳能中某一块领域占有率达97%以上，激光切割能达到30%-50%，喷涂约3%-5%。
尽管2008年才进入中国市场，史陶比尔这几年的发展势头依旧不错，每年销量达到60%-70%的增长。
作为一家老牌的跨国公司，史陶比尔目前的研发和产品生产主要还是在欧洲，国内市场也才刚起步，“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比如食品搬运的机器人，在欧洲市场可以接受30万/台的标准，但是中国市场可能只能接受10万多/台的价格。”张振惠说。
他指出：“中国这块市场蛋糕还是挺大的。未来10-20年经济肯定往亚太这边转移的，我们未来几年也会考虑本地生产，甚至设计适合针对中国市场的新型号机器人。”
技术与市场的矛盾
但是“机器换人”成本代价相当高。据悉，浙江省制造企业所用的自动化设备，90%以上来自国外，不仅价格高昂，还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
在采访中了解到，“机器换人”的难处主要包括机器人生产和应用两大块，具体问题无外乎技术、Kaiyun官方网站app登录
、市场等方面。
国产机器人公司首要面临的是技术问题，尤其是机器人关节中必需的减速器，“目前基本全部从国外进口。”张振惠说，机器人是一个产业链，要有前端的马达、伺服，核心的减速器，后端还要跟上。
“减速器其实很简单，就是材料、热处理、精加工，但是国内基础工业不过关，就很难得到一个关键的机件，必须要通过进口，就会对整体的成本、周期等产生很大制约。”李正刚说。
他们一致表示，国产机器人如果有一天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的话，机器人的价格会大幅下降，而这些方面的技术缺陷将导致产业化问题，“主要是生产批量、工艺等，产品的稳定性不够。”
即使生产出了高质量的机器人，后期的应用依旧令企业“头疼”，“如果新产品找不到下游做集成的合作伙伴，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案，机器人推出去还是没有用的。”张振惠说。
所谓的集成主要包括软件、硬件、工艺等，比如切割，切割的角度、速度、光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积累经验，并不是每一家自动化企业都有能力做。
此外，“对史陶比尔来说，价格高昂造成市场扩展难，想象中，高端的用一家企业，低端的用另一家企业，但实际上客户都是有感情的，还是希望一直用同一个产品。”张振惠指出，机器人这个行业并非短期能做到，需要长时间不断地积累。
对应用企业而言，资金是个大问题。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一些硬件上的投入达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而成本回收可能需要3~5年。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则提出，机器换人的成本挑战中有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低端行业的高端机器人应用，比如卫浴五金（打磨抛光）。
他指出，这个行业的客户群特点是生产方式非常落后、行业领域非常广、市场空间非常大，而对价格极其敏感。
但现实是这方面的机器人复杂程度远大于焊接等机械人，“它要求机器人本体防水、防尘、防爆，对控制的要求包括力控制、离线编程等，而工艺上则要求 曲面规划、打磨等，非常复杂，导致成本也极高。”
另外，高端的技术，必然对一线员工提出更高要求。受访企业均表示，大量中小企业本身缺少技术部门及人员，难以自主开发新工艺、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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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几乎无一企业避免。
近两三年开始，浙江国产机器人厂家大量兴起，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导致大家都蜂拥而上，容易形成不理性市场行为。”不少受访企业一致表示。
“这就要求产业升级要和机器换人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产业升级，单谈机器换人，和原来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李正刚指出，浙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起主要作用，产业结构相对弱于江苏，先进的制造业的推广也相对会困难。
他在实际业务中遇到有些企业要求须两年收回成本，“因为他们对这个市场信心不足，对于两年之后怎么样，觉得不好说。”
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世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浙江的企业，生产的产品门类多，反过来对机器设备的要求很高，可能比那些大型的社会化工业生产的要求要高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机器人的推动作用会更大。
产业转型相结合
中国机器人的占有量已经是国际第一，在未来3-5年中国机器人用量会遥遥领先，从人均来看，中国2013年每万人拥有28台机器人，2012年是23台/万人，2012年韩国已经达到每万人396台，可见中国与此差距颇大。
然而，实际运作过程中，“机器换人”尚有更多顾虑。比如，社会一个普遍的担忧是，是否导致大量劳动力的失业。
朱世强指出，“机器换人”来源于企业本身的需求，是立足于产业提升、产业转型这样的出发点，“并不是说一个企业人招得到，就不需要机器换人了。”
张振惠表示，有些领域，“机器换人”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做更多创新性的内容。
眼下，工业4.0已成为社会热点。但不代表实现了“机器换人”就进入了工业4.0，一味赶时髦恐怕不仅没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反而面临被洗牌的风险。
而且，“机器换人”是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不是全部，不能忽视在创新层面上通过提升技术含量水平的转型。更何况，目前机器人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凌云指出，浙江省推动机器换人的措施主要包括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企业层面主要是深化认识，提高企业家的自觉性，寻找机器换人切入口，主动对接，解决信息不对称难点，建立机制，推进机器换人长期性。
针对上述提及的不少越是低端的企业，它对于机器换人的要求越高问题，朱世强表示不能笼统地考虑问题能否解决，“如果人可以非常简单地做到，但机器需要花费非常昂贵，这个机器至少在目前是没有生命力的，要考虑平衡点，成本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凌云表示，目前浙江省里一个月一场专题报告会，“只要你有好的项目，政府来帮你站台，帮你推广。”
日前，浙江省成立机器人产业联盟，“为了集中最优质的资源，然后积极解决产业发展、技术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推动机器换人产业的发展。现在对于机器换人企业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国内设备供应商或者说机器生厂商能难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朱世强说。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进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产 学研是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倡导的一种方式，但企业和高校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合作还是有一些问题，“当然还是希望多多产学研结合，把高校的一些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的产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