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大部分受AI影响人群的居住地，也是全球AI价值链的关键参与者，应该在关于AI风险的讨论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虽然OpenAI的创始人萨姆·奥特曼等人因创造先进的AI模型和产品而受到媒体称赞，但亚洲有大量员工夜以继日地工作，以支持这些系统的顺利运行。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薪酬过低，极易受到AI造成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
亚洲是AI关键电子元件（包括半导体和传感器）的主要供应商，还为AI硬件生产提供镓和锗等关键原材料。印度和东南亚为AI算法和内容审核的培训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从送货司机到平面设计师，超过2亿的零工族依靠AI平台维持生计。同时，他们的工作数据被输入AI系统，以最大限度提高效率。
尽管AI有望将人们从重复和艰巨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这项技术也在创造新的低价值工作，而这些工作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与上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低技能制造业工作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类似，正在上演的AI革命正在导致就业分配不均，并有可能加剧全球不平等。
中国在过去40年里逐步提高了工业能力，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效仿中国在AI时代的进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AI发展的快速性和不可预测性由全球北方的几家大公司主导，这使得较小的欠发达国家没有明确的道路或足够的时间来建设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以获取更高价值的业务，更不用说具备开发先进AI系统所需的大量计算能力和投资条件了。因此，他们被困在全球AI价值链的底部。
发展中国家工人正在努力应对AI带来的重大社会经济变化，不过雇主或地方政府往往很少提供支持。许多人发现自己处于更不稳定的境地，收入仅够维持生计。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速度加快。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给国家福利制度带来负担。
这种风险正在蔓延，甚至威胁到中等技能的工作，如行政、会计和设计等初级职位。这些职位通常是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家庭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重要方式。例如，一个年轻的装配工人可以通过一些短期培训，获得一份薪水略高的办公室工作，并继续晋升。然而，随着AI接管了更多中等技能的角色，在职业阶梯上的跃升可能变得遥不可及。
研究人员还强调，随着AI进入工作场所，工作不稳定性和工作量将增加，低技能工人尤其容易受到AI的影响。随着AI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不断迭代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算法管理系统下的工作量有加剧的趋势。所有这些影响现在都在发生，如果不加以解决，情况只会更糟。
虽然亚洲各国政府和企业正在探索如何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机遇，但他们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巨变背后的风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些风险可能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下一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将在2024年由韩国主办，这将为亚洲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加入全球对话、扩大人工智能风险讨论范围的良机。在这个关键时刻，随着全球AI治理框架的形成，亚洲国家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确保其人民的最大利益得到保障。
为了应对共同的挑战，亚洲各方也需要在本国就AI风险和机遇展开对话。来自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声音，特别是受AI影响最大的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声音，应该被纳入。应该制定全面的国家战略，以政策指导国内企业参与全球AI价值链的水平和速度。最终，只有当应用AI的速度与人们及其社会适应能力相契合时，AI才能增强人们的能力，推动经济增长。（作者Nikki Sun，陈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