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开始，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都开始推进反垄断的进程。我们认为本轮反垄断将促进产业科技革命的进程。数据平台垄断会降低数据本身的
应用效率和公平性，基于目前反垄断的趋势来看，未来数据共享模式将得到发展，进而使得生产企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类最需要数据的生产类企业可以获取大量数据。因此，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企业将成为未来十到二十年间反垄断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有助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
二、债务危机
目前全球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从它的积累方式看，可以分为正向积累和负向积累。当企业资本回报率大于负债利息时就是正向积累，此时企业会扩大再生产，发挥债务的规模效应。而当资本回报率小于负债利息时，企业将陷入发新债还旧债的困局，即负向积累。而当所有的微观企业都陷入负向积累时，国家税收无力为继也只能去举债。实际上，目前主要的大经济体基本都处于这一状态，即债务负向积累的晚期，这就容易造成以下几个负面影响。
1、负利率
一般来说，负利率的负面影响是最小的，它是金融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债务双方进行妥协，降低利率到达一定程度就出现负利率，目前欧洲、日本等许多国家已经大面积出现负利率的情况。但是，疫情期间发达经济体普遍选择释放流动性，引发通胀，这就使得利率下降承压，此时就容易发生债务危机。
2、主权债务危机
自现代货币理论诞生后，各国央行均可采取无限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救助各类市场的债务危机，如房地产危机、银行危机、企业信用危机、个人贷款危机等等。最后导致这些风险都聚集于国家层面，因此未来金融危机基本只有一种形式，即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是一种较为剧烈的债务出清，对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3、战争
历史上欧洲就曾出现过主权债务危机，欧央行、IMF可以选择继续采取释放流动性的方式进行救助，但是这种救助方式是有成本的。投放巨量流动性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而不同收入群体对资产价格泡沫的识别能力存在差异，进而会导致贫富差距增大。当这一差距达到一定极限时就会进入民粹主义，即政治上的异化，对外转移矛盾时就容易引发战争，战争毫无疑问是最惨烈的去债务方式。
三、人工智能破解债务负向积累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革命将极大的降低主权债务危机和战争爆发的风险。微观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将提升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破解企业层面的债务危机；宏观层面来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将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使企业能够积累更多财富，进而增加国家税收，极大地降低主权债务风险。
我们认为本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将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类比分析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全要素生产率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原因在于电网向生产生活的应用是碎片化的。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和计算机在生产生活中迅速推进应用，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幅提升，之后虽经历了如智能手机、iPad等科技上的突破，但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逐渐钝化的趋势。我们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应用将与第三次相反：前期主要围绕单一领域应用，比如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技术，之后再转向下一个领域，如无人厨房。不同领域间碎片化的突破可能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但发展后期如果出现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如人型
机器人，就有可能实现对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系统性快速推进，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抬升。总的来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使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前期稳定、后期明显提升的趋势。
基于前面对工业革命的推演，我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还是要看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调整也迫切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也将是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破局的关键所在。
四、美元仍处于贬值周期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萌芽推动美元进入了2011-2018年的上涨周期。但是美元指数上升的幅度又不够大，原因在于这些突破性技术无法应用于生产与生活。我们认为2018年底到2028年底这十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美元的贬值周期。一方面，新兴市场竞争优势异化，越南、墨西哥利用人口红利承接产业转移，中国处于人口质量红利较强的阶段，从而在理论上反向拉出一轮美元的贬值周期。另一方面，美国如果没有快速的技术突破，大量高端制造业仍需要中国来生产，美元大概率则会是一个持续的贬值周期。
